• 《忏悔录》:文学与历史的再解读 社会科学报
    发布日期:2019-08-28 02:40   来源:未知   阅读:

  1958年,手里有了一些钱后,施至成便在马尼拉开了一家名叫ShoeMart的鞋店。这也是后来SM商城的雏型。后来的十多年,施至成除了开更多的店以外,并没有太多的打破。直到1972年,小鞋店变成了百货商场。1975年,SM的品牌正式打响了。

  在重庆,以“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德、以案说责”为主题的警示教育活动在全市范围内普遍开展。有的单位在党组织宣布处分决定现场开展警示教育,让受处分人现场说纪说法。有的将警示教育纳入党校、行政学院课程,融入党员干部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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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在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初浮沉於当时的顶级联赛英甲及次级联赛之间,被喻为「升降机」。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作品与思想对中世纪以降的西方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百余年来,西方学界对其经典名著《忏悔录》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但各种基本问题仍然聚讼纷纭。

  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忏悔录》的历史、文本与思想研究”(批准号为12BSS004)将文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奥古斯丁的“转变”给予了全新解释。

  奥古斯丁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最重视的思想大家之一,也是研究“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的学者最重视的人。而十三卷的《忏悔录》则是他本人最重视的书。百余年来,围绕着《忏悔录》的学术论争从未止息,但我们眼前的这本书仍是一个巨大的谜。本研究的目标,与其说是为了彻底地解开这个“谜”,不如说是为了讲述一条解读《忏悔录》的新思路,激发批判性的读者重新细读这部巨著。

  归根结底,《忏悔录》是修辞家奥古斯丁精心构思的文学杰作。因此,只有经过文学角度的批判性解读,我们才有可能揭开其文学呈现的重重帷幕。本研究试图将文学的文本分析与历史学的考证融为一体,以主人公在米兰的“转变”为中心,以一种更加“历史”的意识为出发点,为《忏悔录》提供一种再解读的新方案,为青年奥古斯丁的“转变”提供一种系统的新解释。

  对于西方近期以来的《忏悔录》研究新动向,本研究也是一次直接的呼应。本研究强调了摩尼教的视角,将奥古斯丁之“转变”的本质视为一段放弃摩尼教、归于大公基督教的经历;但我们并不认为《忏悔录》只是一场虚伪的文学表演,或者说只是作者为了掩盖真相的凭空虚构。对于青年奥古斯丁在米兰的“转变”,本研究在细致的史实考辨的基础上,从头到尾地论说了另一番推想。

  《忏悔录》从头到尾都经过了精心的文学加工,其字面意思只不过是基于某种特定目的的文学呈现。奥古斯丁并非出身于一户所谓的“普通市民”,实际上他的家世是相当优越的。自小以来,追求功名仕途就被设定为他的人生目标。早在迦太基执教的时候,他就凭着出身与才华的双重优势,赢得了罗马上层统治集团的青睐。约在383年的夏天,为了追求“尘世的前途”,他听从了摩尼教团体的建议,渡海前往意大利。摩尼教方面很快就走通了顶层权贵西玛库斯(Symmachus)的关系,为他打开了通往锦绣前程的大门。384年秋天,作为一个北上的摩尼教小组中的骨干成员,他前往米兰担任修辞学教授。

  当时的米兰不仅是瓦伦提尼安王朝小朝廷的行在,也是各方宗教势力激烈角逐的舞台。出人意料的是,在米兰,奥古斯丁马上就遇见了大公教会的卓越领袖安布罗斯(Ambrose)。很有可能,这位主教立即注意到了这个初露头角的年轻教授,于是一场针对这个摩尼教徒的“策反”行动悄无声息地展开了。安布罗斯很快就扭转了他对大公教会的偏见,使他完全相信只有大公教会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会,而摩尼教原来才是“死亡的罗网”。这个摩尼教一手栽培起来的“新星”,很快就在内心中“背叛”了他们。

  然而,自从来到意大利发展之后,奥古斯丁的功名前途已经与摩尼教的关系网牢牢绑定,难以切割。出于现实的顾虑,他既向大公教会“隐瞒”了摩尼教徒的身份,又向摩尼教方面“隐瞒”了已经“背叛”的秘密。可是,双重的“谎言”在他的心灵世界中形成了沉重的负担,造成了严重的心理焦虑与失眠症;长期的焦虑症削弱了他的体质,严重的肺病随之而来;而对双重“死亡”的畏惧,又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焦虑症。就这样,他在米兰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386年之夏的“胸痛”就标志着这场危机的全面爆发。可以说,“危险的深渊”错综复杂,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全盘的、双重的解决方案,同时解决他的健康危机与人生危机。

  在此关头,米兰教会对奥古斯丁展开了游说。但老神父西姆普利齐亚努斯(Simplicianus)并不真正理解他内心中的困苦,因此其说服工作并未击中要害。出人意料的是,偶然来访的朝廷官员蓬提齐亚努斯(Ponticianus)却带来了决定性的新信息。他第一次获知,原来就在大公教会之内,存在着“修道”生活的可能性。他马上意识到,这种全新的宗教生活能够圆满地解决如何放弃功名事业的难题。

  然而,修道者必须严守节欲的戒律,这对于青年奥古斯丁来说是一个极为艰难的挑战。于是矛盾的焦点就转移到了“如何节欲”这个难题上。就这样,他走进了那个著名的花园,“巨大的风暴”终于席卷而来。关键时刻,他在花园里听到了“拿着,读吧!拿着,读吧!”的声音。在强烈的宗教心理的影响下,他把随机读到的保罗的经文,当成了神直接给予他、专门针对他的命令。他终于认清了矛盾的根本,认识到“修道”正是最适合自己的良方,能够同时解决他的人生危机与健康危机。他终于找到了最终的“转变”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在于:今生今世,他“不再追求室家之好”(即婚姻),也“不再找寻尘世的前途”(《忏悔录》)。这种激进的“转变”体验,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充分地表达了,在他的神学体系之中,最终还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传统。

  奥古斯丁在米兰的“转变”经历,就是一种“从死中复活”的体验。按照这种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基督徒的人生“转变”应当是出人意料、不可思议的,一切都完全归功于神通过一种“奇妙而隐秘的方式”,无条件地赐予的恩典。十年之后,当年那个修辞学教授已经成为新任的希波主教。尽管教会内外的质疑此起彼伏,各方面的困难千头万绪,但那段来自米兰的“转变”记忆仍然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面临此情此景,为了赞美与歌颂那位拯救了他的神,也为了通过系统的回忆澄清自己的心路历程,这场名为《忏悔录》的长篇祈祷就喷涌而出了。

  《忏悔录》的作者是虔诚的。但这部巨著不是一份毫无修饰的记录稿,而是作者在此情此景中有目的地重新回忆的产物。对于397年的希波主教,当年投靠摩尼教、追求世俗前程的经历已是不堪回首。作为大公教会的领导,他也有责任为广大信众提供有益于教化的精神食粮。因此,奥古斯丁明智地采取了一种“内在化”的叙事策略,尽可能地“多谈思想,略说人生”,将自己追求信仰的思想历程当成了回忆的主线。

  《忏悔录》本身向读者透露,在当年的米兰,“转变”的真正决断其实并不发生在认识“真理”的某一次重大突破中,而是发生在他立志两个“不再”、最终克服人生危机的时刻。但在作者精心设计的文学呈现中,那段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却不必完全充分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就这样,他当年在米兰的焦虑、痛苦与挣扎都退避到了记忆的边缘,变成了烘托思想认识这个主体进程的背景与伴音。可以说,从写作之时开始,《忏悔录》就注定是一本要被读作“思想史”的书了。

  奥古斯丁在米兰的“转变”体验是刻骨铭心的,而建立在这番体验的基础之上的信念与执念,已经全面而彻底地渗透到了全书各卷的字里行间。这部大制作的雄心不是为了“忏悔”个人的罪孽,而是为了多层次地阐发作者关于神与人的神学信念。这种信念牢固地奠基于他个人的“转变”体验之上:人类自身的能力不足为恃,因此,人只能全心全意地依靠神的拯救。

  无论是在整体结构上,还是在微观层面上,这部著作都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是作者深思熟虑、精心构思的成果。为了充分地论证神学的主题,这部文学的巨著被呈现为六次前后相继的对神的追寻,堪称一座展示多重文学可能性的“文学博物馆”。正因为如此,这部杰作才能在不同的层面中展现出不同类型的文学力量,将感人肺腑的“自传”与气势磅礴的“创世记”巧妙地融为一体。

  然而,过分巧妙的文学加工也是一把双刃剑。1600余年之后,现代的读者早已远离了当年奥古斯丁进行回忆时的“此情此景”。绝大部分的历史记录早已湮没,那段发生在4世纪末的米兰往事已经变得那么遥远。本研究所追求的目标就在于,对于他遗留下来的文本片段进行细致的再解读,力图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文学之镜,彩库宝典。以一种更加历史、更加具体的态度,推想他在米兰的前尘往事。只有将思想演进的侧面与人生求索的侧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看到一种新的希望,透过这部穿越千年的古代巨著,远远地瞻望这位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所走过的“多么曲折的道路”。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68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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